黄一瀚：水墨画也要直面社会
2004年11月10日，第一届“傅抱石奖·南京水墨画传媒三年展”在南京落下帷幕。此次展览从近200幅作品中评选出18个“傅抱石奖”，其中，广东艺术家黄一瀚的都市水墨画《虚拟时代》、魏青吉的实验水墨画《日常生活的属性》、方向的《花房里的余辉》同时获奖。
由江苏省政府主办、江苏省文化厅和江苏省国画院联合承办的此次展览，以“多元激荡”为学术主题，共有150多位海内外当代水墨画家参展，展出的近200幅作品，可以说集中代表了当代水墨画艺术、特别是实验水墨画艺术的前沿水平。《虚拟时代》属于黄一瀚著名的“中国新人类——卡通一代”系列作品。
日前，记者就水墨三年展、卡通一代、市场收藏等问题采访了黄一瀚。采访中，他毫不讳言自己要做卡通一代的“代言人”，他的艺术在中国艺术界是少数贴近和表现了中国社会生活大动脉的艺术。他呼吁艺术家要直面社会，干预现实生活，否则中国画将走向穷途末路。
水墨画要表现中国社会生存状况
记者：江苏是水墨画的重地。据说你参展的都市水墨画作品，在江苏画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黄一瀚：这次三年展中的作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多元，尤其是大胆地接纳了具备前卫意识的都市水墨和实验水墨。我的作品直接干预现实生活，所以他们觉得有新意。在三年展论坛上，我向中国画界发出呼吁，希望水墨画界能直面社会。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电脑世界，就是新人类，就是商业社会对我们中国人的冲击，还包括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冲击，还有民生的苦难。这些触动中国大动脉的生存状况，在中国水墨画坛几乎没有表现。如果画家们不再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画就穷途末路了，因为艺术不表现崭新的生活，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记者：你的创作与之前出现过的前卫水墨有什么不同？
黄一瀚：(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实验水墨，它的贡献是使水墨使用的材料丰富了，缺点是只反映抽象感觉的东西，太玄学。而我的都市水墨则贴近生活，表现中国社会大动脉，表现新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在中国画发展史上留下了新人类的形象。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你在笔墨上的创新？
黄一瀚：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画还停留在单一的现代主义，而没有进入综合的后现代主义。我将商业广告、电脑色块、大泼墨、卡通、后人类等融合在一起。探索了一种综合的笔墨技法。后人类是相对真实人类的，真实人类的身体是父母给的，但当你染发隆胸后你就不是真实人类了，是后人类了。这种“现实”是划时代的。
用“卡通一代”对抗“新生代”
记者：为何将“长不大”，或“成人儿童化”作为卡通一代的特征之一，有什么社会生活方面的原因吗？
黄一瀚：每个时代都有其特点，这是社会、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有着“长不大”或“成人儿童化”的特点也是由这个社会决定的。在这个社会中，他们被电脑、卡通、商业、动漫所包围，这必然影响到新一代的思想和行为，他们显示了“儿童化”的特征，说明“儿童”中的纯真特色已潜移默化到成人中了。我认为这种感觉比起“文革”时代来可爱多了，他们显得更加幻想、更加纯真、更加幽默。而这一切则推进了整个社会的宽容。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进步吗？
记者：卡通一代是否更关心个人感受而缺乏社会责任感？
黄一瀚：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一个健全的社会，只有强调个人感受，才能汇成社会整体创造力。否则这种社会责任感就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我认为，卡通一代正在成长中，我们不必担忧他们对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处理，他们自有他们的调节。毕竟这个改革开放的社会是朝着进步的人性化的方向发展的，否则，就只能归咎于我们老辈的无能了。
记者：卡通一代与你的水墨创作是什么关系？
黄一瀚：“新人类”、“卡通一代”是我最早提出的，我不满意北方的“新生代”，它只能代表北京。而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商业主义，他们不管人们的评价如何，他们用自己新的生活方式创造新的价值，他们将主宰中国未来的命运。在他们身上我看到闪亮的东西，就是人格尊严的觉醒。我想用“卡通一代”新的价值观来反对北京“新生代”的痞子文化。我首先是想推出一代人，然后从艺术文化的角度分析这代人，我希望成为这代人的代言人。而用水墨这种古老的形式来表现新人类更有现实冲击力。
既要有国际的高度又要有民族的角度
记者：你怎么看“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种说法？
黄一瀚：大师赵无极有句话，我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当我到了西方以后，我再回过头来看东方，我才了解了东方。这时，他站在世界的高处，站在西方文明的高度来反思东方，他所表现的东方文明就不一样了。这说明民族主义的东西不能建立在过去保守、闭塞的基础上。我们要改革开放，必须先与西方文化撞击，就像现在很多艺术家在国外学习，然后再回国创作，这时候他们使用民族的东西就像赵无极所讲的一样，是经过洗礼以后升华了的民族符号。
记者：你的民族主义是有国际视野的。
黄一瀚：对，这样的民族主义才有意义，否则就变成一种猎奇，如小脚女人、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在雅典闭幕式上的8分钟为何受到那么多的批评？这不是偶然的，这标志着中国人的觉醒，标志着中国的精英分子、批评家再也不以外国人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陆川拍的《可可西里》，我一看就震撼了。我觉得中国艺术家经过一阵子补课后，应该回到关注我们自己生存状态和民生中来。中国社会每一家都有卡通一代的孩子，他们决定了中国的未来，那该不该去表现他们，研究他们？这种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就避免了艺术上的自娱自乐，自言自语。
记者：你讲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在视野上强调国际化，但又反对以外国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艺术。
黄一瀚：我觉得西方人确实有双重标准。看了西方的电影，从《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的名单》到《钢琴家》、《美丽人生》，他们把人性的本质揭示得淋漓尽致。但外国人喜欢的中国电影，却是李安的《卧虎藏龙》和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我觉得他们提供的是外国人想像的中国，而不是真实的中国。美应该是共同的，西方看中国的艺术用了双重标准。这其中有西方人对中国的不了解，也有故意的丑化引导。现在，我们的批评家能站在一个独立、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艺术，因为他们经过了国际的洗礼。这是一个新的民族与国际的融合，既有国际的高度又有民族的角度，这才能强大。
没有前瞻性的艺术是进不了博物馆和艺术史的
记者：广东画坛有一个说法，在上世纪70年代有老“四大天王”林墉、汤小铭、吴启中、张绍成，现在有“新四大天王”黄一瀚、方土、魏青吉、方向之说。而这次获得傅抱石奖的就有“新四大天王”中的三位，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黄一瀚：我并不看重这种与艺术无关的“称号”，作为一个艺术家，首先要做好作品，能在全国乃至国际产生影响，这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好作品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次把傅抱石奖颁给我，就是对我水墨作品创造性的肯定和认可。
记者：现在国内的艺术市场很火爆，你如何看待市场和艺术的关系？
黄一瀚：关于市场收藏的问题在北京比较正常，因为北京有着强大的批评家团体，和国际上成熟的收藏家紧密联系，所以前卫艺术在收藏界最火爆。而广州收藏界的层次比较低，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批评团体去影响收藏界，所以收藏家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爱好去选择那些好看的作品，而不去关注那些真正前卫的有创造性的作品。而在中外美术史上，没有探索性、前瞻性、前卫性的艺术是进不了博物馆和艺术史的。如果收藏家们不把眼光对准前瞻性的作品，他们收藏的将会是一堆废纸。
